作為“廟學”存在的儒學
作者：常會營
來源：《世界宗教文明》2023年第2期
摘 要 ： 廟學作為儒學、經學（學統）與道統的物質載體，作為現代教導、科舉軌制、祭孔講經和禮樂教化之所，作為治統（政統）與道統、經包養心得學（學統）與從祀軌制交匯之地，其歷史意義嚴重。“廟學”這一概念由“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學”則指官學，包含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鬼門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現代孔廟和官學的一體化。唐代儒學軌制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導規制正式構成，并為宋元明清沿襲。“儒學”之概念在近現代百年中經歷了由現代學校“國學”（國子學、太學包含府、州、縣學）到現代儒家學術思惟義理的變化。在現代，我們明天所言的“儒學”與“廟學”是一體的，甚至“廟學”亦可稱“儒學”包養感情，即作為實體存在的“儒學”，二者關系親密。廟學與儒家境統亦緊密相關，因孔廟自己就是儒家境統譜系的實體承載。
廟學是現代傳承至今仍然存在的儒學物質載體。梁濤傳授指出：“儒學的基礎表達方法是經學，經學是儒學的學術載體，是儒學之學統。”[①]而廟學作為儒學與經學（學統）的物質載體，歷史意義嚴重。“廟學合一”（孔廟和官學合一）是中國現代社會教導規制，自漢代發端，魏晉南北朝繼承發展，唐代正式構成并軌制化，孔廟祭孔與現代教導和科舉軌制融為一體，宋元明清因襲，是中國現代教導之實存、代表和象征。清末平易近初，新學興起，廟學分離，這一現代教導軌制解體。[②]
現今學界廟學方面研討著作，包養軟體孔祥林《世界孔子廟研討》（2011）對中國、亞洲甚至世界各地學校孔廟有較為詳盡的考核論述，為廟學研討積累了大批文獻資料；黃進興《優進圣域：權力、崇奉與正當性》（2010）、干春松《軌制化儒家及其解體》（2012）、董喜寧《孔廟祭奠研討》（2014）、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2015）及其他相關論著，研討焦點重要集中在孔廟、祭奠、道統與政統關系等，對于“廟學”偶有論及，或分而言之，整體關注較少。劉聰《孔廟與“廟學合一”》一文較早地對“廟學合一”予以關注和紹述[③]；舒年夜剛、任利榮《“廟學合一”：成都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考》一文亦對成都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廟學合一”規制予以包養app考核。[④]然需指出的是，現代“廟學合一”是于官學設孔廟，且是當局推動之國家行為，如盧國龍《唐代廟學與文明共相》一文所指出，廟學是歷史上孔子廟與各級官學的分解體。作為儒家文明和崇奉傳播的一種主要方法,在跨越地區文明差異、推動中華文明共相建構方面發揮過極其主要的感化。[⑤]此外，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一文提出“廟學學”[⑥]，則是學界繼“孔廟學”[⑦]“文廟學”[⑧]之后的最新提法。
廟學作為現代教導、科舉軌制、祭孔講經和禮樂教化之所，與現代儒學亦有諸多歷史關聯。本文將圍繞何為“廟學”、“廟學”與“儒學”及其親密關系、廟學與儒家境統之關系幾方面，對作為“廟學”存在的儒學進行較為細致的勾畫。
起首，筆者對“廟學”這一概念予以探討。
一 何為“廟學”
“廟學”這一概念由何而來？“廟”是何廟？“學”是何學？“廟”和“學”又是若何成為一體的？筆者起首對此予以歷史還原息爭析。
“廟學”一詞，最早出自韓愈的《處州孔子廟碑》：“惟此廟學，鄴侯所作。”[⑨]當然，唐之前已有“廟學”之說法，例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考證河南淮陽郡《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云“時人不包養犯法嗎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⑩]等。誠如學者所言：“韓愈筆下的‘廟’，確為主祀孔子的廟宇，在唐朝‘廟學合一’是廣泛認同的客觀存在。”[11]也即“廟學”一包養app詞雖其出處甚早，但必須確定“廟學”之“廟”為主祀孔子的廟宇，方可合適“廟學”一詞之本義。若“廟”為其他寺廟或明堂等，則不屬于此范疇。由此來看，“廟學”一語，最早確出自韓愈的《處州孔子廟碑》，且與唐代“廟學合一”教導規制正式構成時間亦吻合。
“廟學”這一概念由“包養故事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廟”，《說文》云：“尊先祖貌也。”“廟，貌也，先祖描台灣包養網摹地點也。”[12]漢代鄭玄箋曰：“廟之言貌也。逝世者精力不成得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像）貌為之耳”；“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這般。”[13]孔廟亦是遵此規制的，其亦是孔子后代（如子思）及孔後輩子所建，為尊先祖及老師孔子之貌。而此亦是孔廟特別之處，即不僅僅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師之所，故楊朝明師長教師認為孔子師徒是“擬血緣親”關系，即非血緣而同于血緣。孔後輩子為孔子守喪三年，子貢甚至守喪六年，足見師徒情誼之深，情同父子，甚至篤于父子。今之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孔子師徒身上獲得了淋漓盡致的體現。這在現代社會是極為特別的存在。故孔廟在創建之初，便具有了祭奠先祖和老師的雙重義涵，亦為漢代天子祭奠及孔廟走出曲阜走向全國學校，奠基了符合法規性基礎。清代陸耀認為：“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14]“宗廟之制，古者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寢’，宮則前制‘廟’以（像）朝，后制寢以（像）‘寢’。”[15]“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包養網心得在前”（《說文》），鄭玄包養情婦注云：“前曰廟，后曰寢。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躲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后。”[16]曲阜闕里孔廟的確是保留這一前廟后寢之制的，距離闕里孔廟不遠的顏廟，距曲阜百里之外的孟廟，以及嘉祥縣的曾廟亦同遵此制。
“學”則指學校，這里的學校亦非泛指一切學校，而是國家創建的各級各類學校，即官學，重要包含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鬼門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現代孔廟和學校的一體化，但“廟學合一”歷經了很長的歷史進程。
“廟學”在現代實是先有“學”，后有“廟”，開初是“廟”“學”分離的。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包養價格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夏商周三代并沒有孔廟，但都有國家年夜學，用以明人倫品德（故后世廟學皆有明倫堂或明德堂，北京孔廟國子監稱彝倫堂，概由此出）。周代年夜學里要祭奠先圣先師，皆是開國之君及輔佐其創立功業之主要年夜臣。年齡時期，先師孔子往世始于曲阜闕里建孔廟，門生以六代之樂祭奠。為表達對孔子于教導文明事業所做宏大貢獻，漢代開始重視曲阜闕里孔廟祭孔，由漢高祖劉邦開其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策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上升為國家經學，孔子位置日益尊榮。其后，漢明帝將祭孔推向全國學校，魏晉南北朝亦于國家最高學府太學辟雍釋奠孔子（顏回配享）。東晉開始于太學設立祭奠先圣先師的廟宇（夫子堂），可稱中國第一所建造在國家最高學府的孔廟，可謂“廟學合一”規制的雛形。南北朝時北齊于處所郡學立孔、顏廟，已經很是接近于“廟學合一”之規制。隋唐特別是唐代儒學軌制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導規制正式構成，并為宋元明清沿襲。[17]
並且，“唐以后，歷代王朝不時命令維修學校孔子廟，到清代時，中國有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廳學、鄉學（撤縣后，學校不撤，改稱鄉學）等各級學校孔子廟1740多所”。[18]清末廢科舉（1905年），興新學，廟學分離，“廟學合一”軌制解體，學漸廢敗，孔廟猶包養站長存，一至于本日。現代國子學、太學、府、州、縣學年夜多皆廢（保留最為完全的即是北京國子監孔廟，堪稱“現代廟學合一軌制的活化石”），而孔廟尚存不少。
在現代，廟學亦是天子及各處所行政長官、士人祭孔和講經的場所，也即將祭奠和講學合一之地。漢明帝開始于曲阜闕里孔廟祭孔并講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沿襲之。宋代以來宮廷經筵講學，亦可謂祭孔講學之一種包養軟體。近現代以來，盡管這一傳統情勢廢疏，仍有不少士子、文人騷人在延續祭孔講經情勢。1913年國子監祭孔講經，嚴復師長教師等名人與之。此種祭孔講經情勢一向持續到1928年擺佈，截至北洋當局閉幕。即使在南京國平易近當局樹立后，所頒布的《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1934年）中，仍規定祭孔之前，要講述孔子生平思惟事跡，并講祭孔之歷史意義等，亦包含主講人對孔子儒家經義思惟之闡發，廣播電臺面向全社會年夜眾，予以直播報道。現在中國各年夜電視媒體，直播祭孔年夜典，亦邀請儒學專家作為特邀嘉賓解析點評，講解國學儒學經典，例如山東衛視直播祭孔年夜典，曾經邀請王立群、王杰、梁濤等傳授作為特邀嘉賓予以解讀點評。
那么，“廟學”與“儒學”又有什么關系？筆者接下來對此予以探討。
二 “廟學”與“儒學”之親密關系
“儒學”之概念其實是經歷了古今之內涵和內涵變遷的。它在近現代百年中經歷了由現代學校（國子學、太學、府、州、縣學）到現代儒家學術思惟義理的變化。當然，現代儒學也有儒家思惟義理這一層面，包含儒家禮樂教化。故其涵義是多層面的。而在明天，它的內涵和內涵其實皆變窄了。儒學的思惟義理以及禮樂教化涵義，今仍延續。而“儒學”在現代體現為“國學”（國子學、太學）包含府、州、縣學義涵，現在卻少有人知。《中國教導通史》在談及金元之際廟學時，認為廣義的廟學“是各級各類的儒學”[19]。japan(日本)學者牧野修二等在探討元朝廟學時認為“廟學即郡縣學，它是以文廟為精力中樞，并依靠于文廟而設置的儒學”。[20]韓星傳授對“國學”一詞進行了較為充足的歷史還原：“‘國學’這個詞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原指國家學府，如現代的太學、國子監等。‘國學’作為國家級學校的稱謂，歷代有所變化。周代‘國學’只是國家所辦的一種‘貴族後輩學校’，漢代稱太學，晉代稱國子學，北齊稱國子寺，隋代稱國子監，唐宋時則以國子監總管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元代設國子學，明、清兩代設國子監，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開始設學部，國子監的稱呼于是廢止。到了清末，國學成為國家最高層次的學校。但不論怎么變，‘國學’在中國現代實際上指的是學校。”[21]
韓傳授的這一歷史還原是比較準確到位的，他將“國學”這一概念的歷史及現代變遷予以了充足考核。現代國學原指國家學府。當然，韓傳授這里的國家學府重要是從最高國家學府如太學、國子學、國子監等而言。乾隆天子亦曾言“京師乃首善之區，國學乃首善之地”，與此義同。實際上，現代國家學府隨著歷史發展，從漢代開始，逐漸有了國子學、太學、府、州、短期包養縣學之各個層次的學校，而非僅限于國家最高層次學校，它有似現代國家公立各級各類學校。“國學”于是有了國家最高學府和國家公立學校兩個層次的義涵，此是學界需求留意分疏的。但如其所言，不論若何變化，“國學”在中國現代實際上指的是學校。現代“儒學”實際上很年夜水平包括此種義涵。
而今，國學卻重要是指儒道釋甚至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等，平易近國胡適、章太炎等學者稱之為“國故”，其義涵較現代發生了很年夜變遷。亦如韓星傳授所指出，現在我們經常用的“國學”概念是指學問、學術，產生于清末西學東漸、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相對于“西學”稱“中學”（如馮桂芬、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后改稱“國學”，這樣就完成了由“國家設包養犯法嗎立的學校”向“我國固有的文明、學術”意義的轉變。它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1920年月始盛；在中國年夜陸，文革結束后思惟學術不受拘束慢慢有所恢復，中華傳統文明學術的空間慢慢擴年夜，1980年月后‘國學’復起至今。[22]
通過歷史考核可知，在現代，我們明天所言的“儒學”與“廟學”是一體的，甚至“廟學”亦可稱“儒學”，即作為實體存在的“儒學”。“廟學”與“儒學”之親密關系，重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起首，廟學興衰系于儒學興衰。廟學軌制之構成與發展，與儒學和孔子位置不斷升級，并教導與孔廟祭孔合一，密不成分。此中，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上升為經學，直接促進了孔子位置不斷降低。故儒學經學化、軌制化，祭孔亦慢慢常態化，終致唐代廟學合一軌制化，宋元明清因之。儒學教導、孔廟祭孔與科舉軌制遂合一，廟學發展長盛不衰。儒家的思惟義理教導（五經、四書、十三經等）、禮樂教化皆在廟學中進行，廟學乃儒學的物質載體和教化場所。
清朝末年（1905年）科舉廢止，新學興起，儒學式微，廟學分離，即孔廟和國家各級學校分離。國子監劃歸學部，現代學校年夜都廢棄，樹立了舊式的各年夜、中、小學校。隨著帝制結束，國體變更，現代政治軌制和經學軌制解體，儒學教導式微，廟學亦逐漸喪掉其儒家思惟義理教導和禮樂教化之文政教、文教職能。
其次，廟學是儒學倡導尊師重教之主要場所。現代學校中樹立孔廟是為了尊孔，其實質是尊師。現代國學是國家各級官學，其實質是重教，重視社會教導教化。尊師必尊孔，孔子是先師，是教師這一職業的祖師，司馬遷稱之為“至圣”，魏文帝曹丕稱之為“億載之師表”，明代嘉靖天子稱之“至圣先師”，清代康熙帝稱之為“萬世師表”并御筆親書，號令頒發京師孔廟、曲阜闕里孔廟及各鬼門關州縣學孔廟，懸掛于孔廟年夜成殿。重教亦要先尊師，不忘先圣先師之恩澤。所以皇帝臨雍講學，必定先往孔廟跪拜釋奠先師，再往國子監辟雍給文武百官和國子監師生講學。
漢代至唐代之最終選擇孔子（開初還有周公，與孔子位置互有消長，迭稱先圣，唐高宗時周公平式被移至武成廟以后，其位置式微）為道統代表人物，即是國家教導以孔子為祖師，孔子先圣位置最終穩固。這般，才有了重教必尊師，尊師必尊孔，尊孔必祭孔的歷史局勢。宋元明清因之。
第三，廟學體現了儒學在中國教導史上的主要位包養平台置。“廟學合一”教導規制是一個主要歷史現象，它與科舉軌制一路，在中國現代延續長達1300年之久，可以解釋本日中國教導、歷史文明研討中諸多理論疑難。在臺灣學者高超士看來，一部中國教導史就是由“學”到“廟學”發展的歷史。[23]誠如學者所言：“廟學作為儒學及教導文明的物質載體，好像書院、貢院一樣，不僅在中國文明及教導發展史上飾演著不成替換的腳色，對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文明教導事業也發生過主要影響，業已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日益關注的一種文包養留言板明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現象和研討課題。”[24]
在近現代社會廟學分離即孔廟和學校分離之年夜佈景下，學校之教導部門保留了儒學理論研討職能，而孔廟則相當水平上承擔了儒家物質文明遺產和非物質文明遺產的保護、研討和應用職能。兩者皆部門sd包養擔負起現代禮樂文明在現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及社會教導教化職能，例如彭林傳授掌管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討”，而包含曲阜孔廟、衢州孔廟、北京孔廟等全國各地孔廟、學校、書院等舉辦的祭孔年夜典及禮樂文明展演等，皆為此做出了很年夜時代貢獻。
在對“廟學”與“儒學”及其親密關系予以解析之后，筆者嘗試進一個步驟探討探討廟學與儒家境統之關系。
三 廟學與儒家境統之關系
廟學與現在學界所重視的儒家境統緊密相關，因孔廟自己就是儒家境統譜系的承載。牟宗三[25]、劉述先[26]、金春峰[27]、韓星[28]、丁四新[29]等諸師長教師（包含黃進興、朱鴻林、干春松等學者）皆很是重視儒家境統思惟學說，并有相關精要論述。
歷史上，孔廟從祀制（包含四配、十二哲及兩廡先賢先儒172名）與儒家境統意識關系親密。如宋末元初熊鉌所言“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熊勿軒師長教師文集》），明代王世貞認為孔廟之有從祀者“佐其師（孔子），衍斯世之道統”（《弇州隱士四部稿》）。[30]“道統”之說由唐代韓愈首倡，為應對三教并立以來佛老對儒家正統位置之挑戰，他建構了一個儒家境統譜系，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韓昌黎師長教師集》卷十一，《原道》）宋代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家對此頗為重視，認為韓愈所言道及道統，非抄錄後人，亦非本身誣捏，必有所見聞。程朱為代表的宋儒亦以接續孟子、興起文雅為己任。朱子《中庸章句序》之道統譜系為堯、舜、包養甜心禹、成湯、文、武（包含年夜臣皋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31]）、程顥、程頤。其中增添了輔佐二帝三王（周代稱先圣）成績年夜業的諸位賢哲年夜臣（周代稱先師），并在孔孟之間參加顏回、曾子和子思，在孟子之后參加程顥、程頤包養一個月價錢二兄弟，這台灣包養無疑是對韓愈道統說之進一個步驟補充完美。而朱後輩子黃榦對其師朱子道統譜系進一個步驟接續和完美，構成了北宋周敦頤、二程、張載、南宋朱熹的傳道脈絡。（《宋朱子年譜》卷四下）由此亦可看出，宋代之“傳道之儒”已經超越了孔後輩子中“傳道之儒”的范疇，而是將其下貫到宋代諸儒。
儒家之道統譜系，亦可由孔廟年夜成殿中所懸掛的乾隆御題楹聯“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得知。也即在孔子之前，還有堯、舜、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這是整個儒家境統譜系的起點[32]，故《禮記·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亦說明，先秦儒家雖未明確提出“道統”一詞，但實有此“道統”傳續意識的。《論語》相關篇章所言“道”，即有此道統意識，若有子所言的“先王之道”（《學而》），子貢則稱之為“文武之道”包養心得（《子張》），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在《論語》中，孔子還用“文”“文雅”來代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并傳續之。例如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文雅也，后逝世者不得與于文雅也；天之未喪文雅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孟子亦有此道統意識，如其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孟子·公孫丑下》），此是云其承繼堯舜之道；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著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全國也；如欲平治全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又孟子曰：“正人之澤五世而斬，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孟子又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看、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往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但是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以上皆體現了其對包含孔子在內的儒家境統的論述，可見其具有強烈的道統承繼意識。
朱熹在注解《孟子》末章時亦曰：“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后世遂掉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平易包養軟體近彝不成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終，歷序群圣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函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師長教師。’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圣人之道不可；孟軻逝世，圣人之學不傳。道不可，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后；無真儒，則全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師長教師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文雅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圣人之道渙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罷了。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此恰是程朱接續孔、孟道統之自述。
自北宋開始，理學逐漸興起并興盛，國家教導雖仍以儒家九經為主，但不再專用某一家之注疏，而是相繼從頭修訂《五經正義》《九經義疏》作為教材及科舉考試之依據。至南宋，新興之理學逐漸確立官學位置。[33]據考核，早在宋代，人們不再滿足于孔廟僅以孔門門生和傳經之儒附享，而將那些弘揚孔子思惟之學者（不以傳注六經為主，而尤重義理之闡發，并自覺傳承孔子之道和儒家境統）亦作為附享人物，此即“傳道之儒”。[34]南宋是傳道之儒從祀之發展時期，包養網站朱熹便曾言“配享只當論傳道”（《朱子語類》卷九十）。元代承宋末余緒，新增添之從祀只要兩位——許衡和董仲舒。明代是傳道之儒附享之發展時期。清中期乾嘉漢學興起，有所反復，總體亦重視。至平易近國初期，傳道之儒數量僅次于孔後輩子，是孔子廟附享的大批[35]，足見宋、元、明、清時期國家對于傳道之儒的高度重視。
而孔孟、韓愈、程朱一系之道統是具有分歧性的，雖則對此中個別人物之能否為道統繼承者有異議，仍無妨礙他們對此整體道統譜系之認可。宓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成湯、文、武（包含年夜臣皋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這一由孔孟發端、韓愈提出、朱子及其門生完成的道統譜系，讓中華文明道統譜系變得更為清楚、簡潔和完全。儒家在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后上升為經學思惟，成為國家統治思惟學說，具有官方性。故假如要在儒家甚至中華文明道統譜系上增添一人的話，愚以為應在孟子和周敦頤之間加上董仲舒，並且董仲舒學問人品亦為朱子所重視。而南宋理宗后包含元明清，更以朱子理學為官方統治思惟，以其《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教材，而其道統觀念亦為朝野首肯，影響千年。
筆者認為，儒家境統在中華文明和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具有主要包養意思位置及價值，它深深影響了中華平易近族的平易近族精力、平易近族性情包養網ppt和平易近族氣質。其實，儒家自孔子之后，應該是有兩條發展主線的，一是孟子，其衍流為二程、朱熹一脈，陸王心學亦頗受影響，其特點是重視仁，重視人之心性修養。另一條主線則是荀子，其衍流為叔孫通、陸賈、賈誼、董仲舒等，其特點是重禮，重視國家社會之禮樂教化。（故梁濤傳授所提《新四書》[36]、統合孟荀實有將二者合二為一之意）而廟學則充足將二者接收進來，融為一體。其所祀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包括了從先秦至漢唐、兩宋、元明清之年夜德碩儒，重要分為明經之儒、傳道之儒和行道之儒三部門。[37]其所行之釋奠禮、釋菜禮、釋褐禮、告祭禮、獻功禮等，則承繼了夏商周特別是西周所奠基并由先師孔子所集年夜成、董仲舒等漢儒所發展的禮樂教化思惟。[38]而此亦是值得學界特別予以關注的。
綜上所述，廟學作為儒學、經學（學統）與道統的物質載體，作為現代教導、科舉軌制、祭孔講經和包養網評價禮樂教化之所，作為治統（政統）與道統、經學（學統）與從祀軌制交匯之地，其歷史意義嚴重。“廟學”這一概念由“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學”則重要是指現代國家創建的各級官學，包含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鬼門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現代孔廟和學校的一體化。唐代儒學軌制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導規制正式構成，并為宋元明清沿襲。“儒學”之概念在近現代百年中經歷了由現代學校“國學”（國子學、太學包含府、州、縣學）到現代儒家學術思惟義理的變化。在現代，我們明天所言的“儒學”與“廟學”是一體的，甚至“廟學”亦可稱“儒學”，即作為實體存在的“儒學”。當然，現代儒學也有儒家思惟義理這一層面，包含儒家禮樂教化。故其涵義是多層面的。廟學與儒家境統緊密相關，因孔廟自己就是儒家境統譜系的實體承載。
注釋
[①]梁濤:《新四書與新儒學》，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版，第1頁。
[②]參見常會營《儒家“廟學合一”教導規制的構成及歷史價值》，《世界宗教文明》2021年第2期。
[③]參見劉聰《孔廟與“廟學合一”》，《文史雜志》1999年第2期。
[④]參見舒年夜剛、任利榮《“廟學合一”：成都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考》，《四川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⑤]參見盧國龍《唐代廟學與文明共相》，《世界宗教研討》2013年第3期。
[⑥]參見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寧波年夜學學報（教導科學版）》2021年第1期。
[⑦]參見劉振佳《孔廟學芻議》，《濟寧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⑧]周洪宇、趙國權：《文廟學:一門值得深刻探討的新興“學問”》，《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
[⑨]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491-492頁。
[⑩]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35頁。
[11]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寧波年夜學學報（教導科學版）》，2021年第1期。
[12][清]郝懿行撰：《爾雅義疏》，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494頁。
[13][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第1132、1133頁。
[14][清]陸耀撰：《切問齋集》，清乾隆五十七年暉吉堂刻本，第56頁。
[15][漢]蔡邕撰：《獨斷》，《四部叢刊》，三編景明弘治標，第11頁。
[16][清]郝懿行撰：《爾雅義疏》，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494頁。
[17]參見常會營《儒家“廟學合一”教導規制的構成及歷史價值》，《世界宗教文明》2021年第2期。
[18]參見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廟研討（上）》，中心編譯出書社2011年版，第8頁。孔祥林師長教師指出：“19世紀中期是孔子廟的全盛時期，中國有學校孔子廟1730多所，朝鮮有360多所，越南有160多所，japan(日本)有100多所，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紀念孔子廟、書院孔子廟和孔氏家廟，朝鮮也有一些書院孔子廟和孔氏家廟，japan(日本)只要個別紀念孔子廟，而越南今朝尚未發現學校文廟以外的孔子廟。”同上，第3頁。同時，他考核指出：“截止1949年中華國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全國年夜約建造了各級學校文廟1749所。現在遺存的文廟年夜約有509所，此中保留比較完全的約有60所，基礎完全的約有109所，保留中間一組的約有53所，保留年夜成殿等零碎建筑的約有287所。1949年以后，在年夜陸、廣東三水、潮陽、廣西柳州、山西汾陽各改過建了一座完全的孔子廟，江東北昌新建了年夜成殿等文廟建筑，南寧從頭恢復了學校與孔廟，在臺灣，新建了桃園、臺中、高雄、旗山、屏東、澎湖7所文廟。今朝，除了學校文廟外，還保留著曲阜孔子廟以及許多書院孔子廟、孔子紀念廟宇和孔氏家廟。”同上，第343頁。
[19]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導通史》（第三卷），山東教導出書社1987年版，第296頁。
[20]牧野修二、趙剛：《論元代廟學書院的規模》，《齊齊哈爾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
[21]韓星：《國學話語體系建設》，載《首屆新時代國學話語體系與學宮文明研討會會議手冊》，2018年2月6日。會議舉辦地點于中國國民年夜學逸夫會堂二樓。
[22]參見韓星《國學話語體系建設》，載《首屆新時代國學話語體包養一個月價錢系與學宮文明研討會會議手冊》，2018年2月6日。
[23]參見高超士《中國教導軌制史論》，臺灣聯經出書事業公司1999年版，第46頁。
[24]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寧波年夜學學報（教導科學版）》，2021年第1期。
[25]牟宗三：《略論道統、學統、政統》，參見牟宗三所著《性命的學問》，三平易近文庫1997年版，第60-71頁。
[26]劉述先：《道統的建構與朱子在宋明理學中位置的衡定》，《朱子學刊》2010年總第19輯。
[27]金春峰：《朱熹“道統說”的樹立與完成》，《九州學林》（噴鼻港城市年夜學主辦、出書）2006年春季號。
[28]韓星：《重建道統，傳承文統——道統、文統及其關系》，《中國文明論衡》2018年第1期。
[29]丁四新：《張力與融會——朱子道統說的構成與發展》，《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30]參見黃進興包養價格《優進圣域——權力、崇奉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86頁。
[31]參見朱熹《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八七，《中庸章句序》中無周敦頤，此應為朱子后增。
[32]根據丁四師長教師考核，朱子后將宓羲、包養違法神農、黃帝列為道統之祖，則其歷史更為久遠。參見丁四新《張力與融會——朱子道統說的構成與發展》，《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33]參見孔喆《孔子廟附享的歷史演變》，《孔子研討》2011年第4期。
[34]宋代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家取唐代韓愈、李翱所重之《年夜學》《中庸》，再加之以《論語》《孟子》，建構了《四書》文本系統，并以理學思惟為之注解闡發，蔚為風潮，從而最終實現了宋代《五經》向《四書》經典文本的轉換。漢唐諸儒以注疏《五經》、疏浚經文原義為主，遭到朝野尊敬；而理學家之注《四書》則以義理闡發、藉訓詁注疏以求圣人之道，并有自覺接續道統之意，逐漸遭到朝野推重。此亦是孔廟從祀由之前重視傳經之儒到加倍重視傳道之儒之主要歷史佈景及緣由。
[35]參見孔喆《孔子廟附享的歷史演變》，《孔子研討》2011年第4期。包養故事
[36]參見梁濤《新四書與新儒學》，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版。
[37]參見孔喆《孔子廟附享的歷史演變》，《孔子研討》2011年第4期。“行道之儒”重要在清代出現并日益遭到重視，在中國孔廟從祀軌制史上并不具有廣泛性，此是我們所應留意的。
[38]以上諸禮之歷史淵源、發展變遷及具體內容，參見常會營《北京孔廟祭孔禮儀研討》，北京燕山出書社2019年版。